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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哲学上的真正贡献是什么

孔子。

《史记》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和古希腊的赫拉克里特(约公元前540—约公元前480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孔子死后十年,古希腊雅典的苏格拉底出生。

本文所说的孔子,不是神坛上的孔子,也不是历代儒生所标榜的孔子,只是历史上生活在春秋末期主要活动在齐鲁一带的那个叫“孔子”的人。

对于人的研究,孔子抓住了“性情”这个反映人本质的东西。孔子思想之逻辑的起点是人的真性情。真性情是一个人的本性的真实反应。这个反应,即有人类一般的本质属性的表现,也有其个人作为这个人的具体特性之反映。以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来解释,就是说,一个现实存在之人的各种性情之表现,既可以反映支配万物存在的第一纯形式体,也可以表现这个人的特殊属性。以《道德经》之“道德”思想来解释,就是说,一个人的真实性情的表现,即可以反映支配万物存在的“道”,又可以反应一个具体的人成其为这个人而有的具体的“德”。

〈史记〉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和古希腊的赫拉克里特(约公元前540—约公元前480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孔子死后十年,古希腊雅典的苏格拉底出生。

一个人的真性情的合理表现是其存在的需要。渴了、饿了、痛了、病了、累了、困了,需要及时地表达出以求得到解决而存在。这样的真性情的表达,孔子称之为“直”,孔子认识到,真性情的表现是一个人存在的必需。

孔子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西周(前1046—前771年)早已结束,东周(前770—前256)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半。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平民中优秀人物的不断涌现,使得统治周王朝各地封国的贵族开始大量没落。在这之前,各地贵族不仅掌管政治权利,也垄断着文化、技能。当这些贵族没落后,就出现了一个文化传承的“断档”问题。新兴崛起的贵族,取得了政治权利,却没有能够继承周王朝传统的文化知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周室微礼乐废的问题。

真性情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可能会引发矛盾甚至冲突。孔子看到这一点。他认为解决这样的人际冲突的方法就是“礼”。他说:“直而无礼则绞”。又说:“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直”可能会带来冒犯、冲突,而自我节制之“礼”则可以避免“直”的这个缺点。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有了“直”,再有“礼”,一个人就可以既遵从做人之道德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性情,同时,又能以“礼”来节制自己的“直”的发挥,而不会冒犯他人,这样的人,就是孔子认为的“仁人”、“君子”。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把周王朝传统的各种知识作了处理,最后整理出了“六艺”知识,即〈诗〉、〈书〉、〈礼〉、〈乐〉、〈春秋〉、〈易〉。这样的工作符合当时人们对于吸收和继承文化知识的需要,很多人跟随着孔子学习这些知识,逐渐地,某些国家的统治者也认可到孔子整理的这些知识的重要性,甚至聘用孔子做官。而孔子的学生们,有很多也的确在某些方面学以致用,作出了贡献。

如此,孔子所谓的“仁”包含两个要素,一是“直”,一是“礼”,两者之结合就是“仁”。能同时做到“直”和“礼”的人,就是“仁人”。“仁”这个概念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论语》的核心。

可见,在那个时代,孔子的主要作用在于学者和教育家的工作,整理文献知识,并且再传授教育给其他人。因此,孔子“述而不作”,在长期的专业的讲学中,后人把他讲过的一些话整理出来,这就是〈论语〉。因此,〈论语〉只是孔子和他的学生、或其他人讨论过的一些重要的“语录”,而不成文,也当然不成体系之书。

《论语》有言:“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思想家的思想,都不是他凭空捏造或全部是他自己的独创。人类的知识,首先是全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获得的。而思想家,不过是把这样杂乱无章的知识进行了输理,并且对于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了自己符合思维逻辑的分析,进而得到了一般大众无法直接通过经验实践而能明白的一些道理。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整理出来的“六艺”,当然也不是孔子首创的,而本来就是周王朝时期的中国积累的知识。“六艺”是涉及到人文领域很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如庄子(约前369---约前286)所说的,“诗”是抒发人的感情的,“书”是记事的,“礼”是关于人的行为,“乐”是通过音乐来调节人的性情而达到一种和谐,“春秋”是关于历史,“易”则是关于世间人事的变化以及判断。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

〈论语〉中大量的内容,与孔子整理的“六艺”有关,甚至可以说,〈论语〉就是孔子对于“六艺”的讲解、说明。其中有大量的观点、理解来自“六艺”,当然,其中也有很多是孔子自己的思想。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圣于仁,则吾岂敢?”。“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本文重点要分析的就是孔子的思想在哲学上,是个怎样的状况。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成其为人,成为一个君子,标准就是,即能“直”又能“礼”,二合一,而为“仁”。“仁”,就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最佳状态。其他的“义”、“忠”、“恕”、“信”等,都由“仁”引发出来。

哲学是关于“存在”和“认识”的学问,其研究范围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1,关于存在的起源;2,关于可感觉的存在;3,关于不可感觉的存在;4,关于本体的;5,关于人的存在,6,关于人类社会的治理;7,关于认识方法;8,关于认识行为过程。

孔子研究的对象是人。先秦各家各取一个研究对象,人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对象,甚至应该说,对于人类而言,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

统观全世界自古至今的哲学家,他们的研究都不出这八个方面。有的偏重于这个,有的则偏重于那个,他们共同的工作,构成哲学这门学问的全部。

在哲学的本体论上来说,人是一种具体的存在,而受本体的支配。本体是万物的载体,当然也是人的载体。本体是人的本体论根据,关于人的认识的理论根据在于本体论根据,也就是说,要彻底认识人,就必须彻底认识清楚本体,然后从本体论推导出关于人的认识。

孔子对于人的研究,一下子就抓住了“性情”这个反映人本质的东西。真性情是孔子思想的起源、根据。有这样几个方面。1,关于真性情;2,人和人之间性情发挥的相互影响;3,性情发挥的最佳状态。

孔子应该清楚老子之“道”之思想。不过,《道德经》里有对“道”的属性的论述,却没有答案来明确地说明“道”到底是什么。本体是什么不明确,自然也就无法从本体论出发来推导关于人的存在的理论。

真性情的归属主体是什么

西方哲学亦然。亚里士多德论证出绝对的存在是第一的纯形式体,但是,到底是什么,也没有明确的答案。笛卡尔曾经企图以一条坚实的原理出发通过纯粹的思维逻辑推论来建立一个牢固的知识大厦,结果却发现根本无法找到这条坚实的原理,所谓的“我思故我在”不过是套用了神学家奥古斯丁的“我不能怀疑我怀疑”那样的自圆其说而已。培根、洛克等经验派也无法只从感觉经验认识到不可感而存在的本体之理。康德以先验认识论证明思维的形式可以超脱经验,勉强可以证明人有认识到真正的知识的能力,但是这样的先验认识论却无法把人的意识之外的“物自体”世界纳入到其认识范畴。黑格尔认为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运动发展过程,他为了解决康德的问题,就必须把人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结合在一起。黑格尔以这个问题为导向,利用矛盾对立产生运动这个法则,就把人的认识和客观对象之间的差异作为推动认识运动发展的一对矛盾。黑格尔明白可以产生运动的一对矛盾必须统一于一个主体内部,于是,就把人的认识和客观对象这对矛盾统一到了“思想”这个主体。如此一番巧妙的东拼西凑,黑格尔的认识论就产生了,认识是人的知识和客观对象这对矛盾力量推动思想这个主体运动发展的过程,直到人的知识和客观对象完全相符。啧啧,这样的认识论看上去非常完美。

孔子的思想逻辑的起点是真性情。因为,真性情才是一个人自然而然的本质的真实反应,这个反应,即有人类一般的本质属性的反应,也有其个人具体的本质属性的反应。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思想来解释,就是说,-一个现实具体实体事物的本质,即其是其所是,可以反映支配万物的第一纯形式体的属性,也可以表现其具体本质的属性。以老子、庄子的“道德”思想来解释,就是说,一个人的真实性情的表现,即可以反映万物之本原的“道”的属性,又可以反应一个具体的人成其为这个人而有的具体的“德”的属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把真性情作为他整个思想研究的起点,把这个起点作为他的思想的一个本体化对象而进行,是非常专业的哲学方法。

但是,这个认识论是否成立,关键就在于思想是不是可以统一人的知识和客观对象的一个主体。凭什么说思想就是这样的主体?凭什么把绝对精神当作本体性质的存在?叔本华出来了,说意志才是主体,尼采说一般人的意志还不够格,要超人的意志才可以,费尔巴哈说自然世界才是第一性的主体,如此,大家都学着黑格尔的套路,自以为是地拉一个东西过来当作可以支配这个世界的主体,吵吵嚷嚷。

孔子把真性情的发挥称为“直”。这个“直”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 在《子路》中,有一个关于儿子是否应该举报父亲偷羊的争论,以说明什么是“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一段话,可以证明,孔子所说的“直”,并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应,而是人成其为一个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即为遵从为人之道和为人之德的真实性情的反映。父亲偷了羊,这是客观真实,儿子证实这个客观真实,但是,在孔子看来并不是“直”的表现,因为,父亲和儿子之间的人伦关系,将决定互相庇护才是这一对父子应该首先具备的“道德”。考虑这一点,暂且先把法律和正义放在一边,先考虑父子这个人伦。父亲不希望儿子得到损害,儿子不希望父亲得到损害,这的确是父子的首要的最真实的性情。如果一个父亲不爱护儿子,儿子不保护父亲,这个明显违反父子人伦。这个人伦之真性情,至今依然如此。所以,父子相庇护,是父子这个人伦关系的最真实的性情。父子相互揭发或互相不保护,则或已违反父子人伦,或已有其他更大影响力介入而导致不得不如此。因此,从父为父、子为子这个“道德”原则来说,父子相互庇佑,是真性情,所以,是“直”。切记,这个“直”的前提是为父为子,如果不是父子关系或类似人伦关系,那么,“直”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邻居之间,如果有一个偷了养,另一个作为邻居而有的真实的性情,那就是非常愿意作证,以防止他的邻居再去偷羊,甚至有一天在他家偷更多的东西。

在西方哲学上,黑格尔是一个转折。黑格尔之前到文艺复兴,西哲的研究重点在认识论,黑格尔之后,西哲的研究重点就转向了本体论。之后,在对可感客观对象的研究方面,科学终于可以明确很多关于可感觉研究对象的知识,一些哲学家们发现适合他们寻找可以支配这个世界的主体性的对象逐渐都被科学家们抢了过去而陷入寻找哲学研究对象的迷茫。最后,在科技无法企及的领域,他们又继续忙活了起来,出现了现象学,逻辑学等等。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孔子的真性情的真正的概念归属,不是只具备自然属性的人,而是有社会属性的人,即符合人之道,也符合为人之德。可见,老子的“道德”之人,是孔子的“真性情”的本体化归属主体,也就是说,孔子的真性情,是以老子的“道德之人”为归属主体。这一点,应该是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的最本质的关系。

其实呢,这些人错了。他们根本不应该在某个具体的领域中去寻找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某个具体领域的对象,看不见摸不着支配万物存在的本体才是哲学的核心对象。亚里士多德产生的科学方法是对可感具体对象的认识方法。无论科技怎么发展,科学方法的边界就是可感觉的存在,而对于不可感的存在,科学是始终无能为力的。

2,人之间的关系

至今,西哲都不承认黑格尔的“思想”是主体。那么,到底什么是主体呢?西哲依然没有答案。

真性情的发挥,“直”的表现,将引发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有一些甚至是相互冲突。孔子看到这一点。他说:“直而无礼则绞”。又说:“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这里孔子提到第二个概念,“礼”。“直”可能会带来冒犯、冲突,可以避免“直”的这个缺点的,那就是“礼”。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有了“直”,再有“礼”,那么,一个人就既可以遵从道德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性情,同时,又能以“礼”来约束自己的“直”的发挥,而不会冒犯他人,这样的人,就是孔子认为的君子。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见,关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在孔子看来,就是“礼”。以真性情出发,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具备真性情,应该发挥其真性情,这就是“直”,而“直”的行为可能会产生冲突,因此,就产生了规范“直”的“礼”。有了“直”和“礼”,一个人就可以符合道德地并且安全地存在了。

详细的论证,请参考我的《存在是什么》,本书附录之“主体存在论--我的新本体论和认识论”、“论力量的第二种来源”等也有论述。这里,我直接列出我的新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下:

一个人的本质,有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是自然属性,另一是社会属性,“直”可反应一个人的自然属性,而“礼”则是为了人的社会属性。在这个层面上,“直”可接近现在说的“自由”,而“礼”则可接近现在说的“公德”。

本体是矛盾对立统一体。人是一种具体的矛盾对立统一体,是“自我”和“非我”这对矛盾对立统一体。人的一切行为,包含认识,是“我”的“自我”和“非我”这对矛盾产生的力量而推动的一种运动过程。认识论的公式如下:

3,一个人应该怎样存在,即,真性情发挥的最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自我”+“非我”→→ 运动(N次)→→ 感觉(N次)→→表象(N数量)+思维(N )→→知识(N数量)≈接近客观事物→→ =完全符合客观事物。

一个君子,既能“直”,也能“礼”,那么,他就可以有立足之地了。一个人之所以能成其为人所必须的两个要素,那就是“直”和“礼”。这两个要素二合一的统一,在孔子看来,就是“仁”。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这个认识运动。

《论语》有言:“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根据这个认识论公式可以推论出关于人存在的很多方面的知识,比如自由、平等、法律、道德、人权、民主、国际、经济、宗教、文明等等。详细的论述可见我的《幸福的存在》。书中的论自由、论平等、论道德、论法律等章节,论证出一个人的正常的存在,有两个必须条件,其一是自由,其二是遵守道德和法律。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的“直”,说的其实就是自由,“礼”说的就是道德。一个人的自由如果侵犯到其他主体的权益,必然会受到反制而无法正常的存在。孔子说一个人如果只有“直”,必引发和他人的冲突,如果这样的冲突导致人的死亡,这个人就不存在了。只有做到“直”和“礼”,才能成为可以正常存在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仁”之人。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

所以,通过我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论证,可以证明孔子的“仁”是完全成立的。

在论语中,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孔子经常以“仁”来说明“君子”之行。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圣于仁,则吾岂敢?”。“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说明,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成其为人,成为一个君子,标准就是,即能“直”又能“礼”,二合一,而为“仁”。“仁”,就是一个人真性情发挥的最佳状态。

孔子把人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至于人的所作所为,的确属于其他的范畴。孔子在这些方面没有进行研究,甚至,他认为不必要去研究。他认为,能不能做到“仁”,已经可以决定一个人所作所为的结果。这样的说法当然是片面的。说到底,“仁”属于人的存在论范畴,人的存在还必须依赖人的认识和实践。显然的就是,即使做到了“仁”,各个君子的所作所为的结果,也是大相径庭的,其中必有其他的缘由。这就是孔子的研究的局限。

其他的“义”、“忠”、“恕”、“信”等人伦概念,都由“仁”引发出来。这些概念散见于《论语》中。

“仁”是一个人可以正常地存在的条件,而不是目的,更不是工具。吃喝等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人就会死亡,生存环境低劣,会引发疾病,疾病不得治,人也会死亡,人的能力不同,更有老弱病残,如果得不到照顾,如果得到强人的欺负,他们也无法正常的存在,甚至死亡。每个人都有幼小和衰老的阶段,如果没有一个适合老弱生存的环境,每个人都无法正常的存在。可见,“仁”不可以当饭吃,不可以当药来治病,“仁”无法照顾老弱,也无法约束强暴,“仁”不会给人传授知识,不会提高一个人的谋生技能,“仁”不会告诉你关于客观事物的科学知识,不会成为保家卫国的武装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个人做事情的成果,孔子认为不值得他去研究。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本质,已经可以决定这个人的成果。《论语》有:“子罕言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所以,除了“仁”,人之存在的方方面面,都有其专业的理论,具体方面有具体道理,不可以偏盖全。

因此,可以说,孔子研究的唯一重点对象就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所在。孔子明白人的所有的一切,都源自其本质,其本质搞清楚了,人的各种行为的结果,那只是开花结果而已。我不得不说,孔子的这个研究非常符合哲学的方法,非常符合思维逻辑,他的研究明显地顺着“直”、“礼”、“仁”的逻辑进行,而不会想当然地跳跃到或联系到其他方面。

孔子比成书的《老子》要早一两百年,而他对于人的存在的这些研究,即“直”和“礼”二合一为“仁”,就是《老子》中说的一个人成其为人所必须遵守的道德的具体说明。事实也是,《老子》中的道德,到底有怎样的含义,书中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如此,人们只可以领会,而不能直接明白地知道怎样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而孔子,则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这个答案。

孔子之后的事情,孔子当然不知道,当然和孔子也没关系。孔子之后,孟子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对于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国家的治理进行了研究,以孔子“仁人”的思想为基础,孟子提出的是“仁政”。再之后,到了汉代,出了个董仲舒,这个人把老子、庄子、阴阳家、孔子、孟子等主要思想糅合起来,自圆其说地创造出了迎合封建帝王统治的“儒家”学术。董仲舒为了现实利益,在帝王权力的支配下,他把孔子强制安置在了神坛上,借孔神人、孔圣人的名义,兜售自己的那一套东西,严重偏离了孔子的真正的思想。而且,他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不断地有人继续玩这个套路,借孔子之名,搞自己的私利。到最后,把孔子搞的简直是乱七八糟、甚至污秽不堪。

我希望通过本文,我们能找出一个真实的孔子,正确地认识孔子的思想,至于那些借孔子之名的货色,不妨扔到一边。

最后,一句话,孔子在哲学上的贡献,就是做了关于人的本性的研究,并且论证出人成其为人而应该具备的两个要素,“直”和“礼”,二者合一而成“仁”,这就是人的道德的最本质的含义所在。

在这个贡献上,我们可以说,孔子当千古流芳,名垂不朽。

事实也是如此。

20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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