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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谈话录·马尔克斯谈海明威

他一生可谓应有尽有。年轻时他象电影明星一样漂亮,经常被女人所包围。她们那种崇拜他的样子,非亲眼目睹是决不会相信的。他天生极为敏感,身体非常强壮,精力充沛,为人又十分乐观,这就可以使他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却很快就能从肉体和精神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而这种创伤如果是意志比较脆弱的人遭受到,就很可能把他们毁了。他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同时又具有健全的思维能力,遇事能冷静思考的人——像这么些品质能兼备于一身是很罕见的。因此他的成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遗传方面的有利条件使他在受到濒临死亡的重伤之后还能康复如初。

不知道是谁说过,小说家读其他人的小说,只是为了揣摩人家是怎么写的。我相信此言不假。我们不满意书页上暴露出来的秘诀:甚至把书翻过来检查它的接缝。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把书拆到不能再拆,直到我们了解作者个人的写作模式,再装回去。但这样分析福克纳的小说,就未免令人气馁,他似乎没有一个有机的写作模式,反而是在他的圣经世界里瞎闯,仿佛在一个摆满水晶的店里放开一群山羊。分解他的作品,感觉就像一堆剩下的弹簧和螺丝,根本不可能再组合成原来的样子。对比之下,海明威虽然比不上福克纳的发人深省、热情和疯狂,却严谨过人,零件就像货车的螺丝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也许就因为这样,福克纳启发了我的灵魂,海明威却是对我的写作技巧影响最大的人——不仅是他的著作,还有他对写作方法与技巧的惊人知识。《巴黎评论》登的那篇他和乔治·普林顿历史性的访谈中,他揭示了一套和浪漫时期创作理念相反的说法:经济的不虞匮乏和健康的身体对写作有帮助;最大难题就是把文字配置妥当;当你觉得下笔不如过去容易,应该重读自己的作品,好记起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没有访客和电话,哪里都可以写作;常有人说新闻会扼杀一个作家,其实正好相反,只要能赶快把新闻那一套丢开,倒可以成就一个作家。他说:“一旦写作上了瘾,成为最大的乐趣,不到死的那天是不会停笔的。”最后他的经验发现,除非知道第二天要从哪里接下去,否则不能中断每天的工作。我认为这是对写作最有用的忠告。作家最可怕的梦魇就是早上面对空白稿纸的痛苦,他这番话无异于一贴万灵丹。

我这就给你们谈谈他的情况。

当时我28岁,是报社从业人员,在哥伦比亚出版过一本小说,得了一个文学奖,可是仍在巴黎漫无目的地飘荡着。我景仰的大师是两位极为不同的北美洲小说家。当年他们的作品只要出版过的我一律没放过,但我不是把他们当作互补性的读物,而是两种南辕北辙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形式。一位是威廉·福克纳,我一直无缘见到他,只能想像他是卡尔迪埃·布勒松拍的那张著名肖像中的模样,在两只白狗旁边,穿着衬衫在手臂上抓痒的农夫。另一位就是在对街和我说再见,立刻又消失在人群中的人,留给我一种感觉,曾经有什么已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而且从来没有消失过。

秋天,打野鸭的季节开始了。多亏爸爸对妈妈好说歹说,妈妈才答应我请几个星期假,不去上学,这样我又多逍遥了一段时间。

文学谈话录 - 专题 - 简书

嗬!要走到她身边几乎是不可能的。看霍华德·霍克斯、加莱·古柏或者我父亲总是团团地围住她。看到他们当她在场时那种精神百倍的样子,真是好笑。

弗朗西斯·麦康伯一枪射死狮子,可以说给读者上了一堂打猎课,但也正是写作方法的总结。海明威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描写一头来自里瑞亚的公牛,从头牛士胸前擦过,又像“转角的猫”似地快速跑回来。容我斗胆一言,我相信这样的观察,就是那种最伟大的作家才会冒出来的傻气小灵感。海明威的作品充满了这种简单而令人目眩的发现,显示此时他已经调整了他对文学写作的定义:文学创作犹如冰山,有八分之七的体积在下面支撑,才会扎实。

爸爸常常讲,他在动笔之前,总是能清楚地意识到句子是怎么在他的头脑中形成的。他总是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方案来写这句句子。再从中选出最好的方案。他指出,当他笔下的人物讲话时,话就滔滔不绝地涌出来。有时,打字机都跟不上他们的讲话。因此我不懂,爸爸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时为什么要写信给批评家说……作家的劳动是一种“艰苦的行当”等诸如此类的话,指望用这些话来引起他们对他的怜悯。

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那是1957年巴黎一个春雨的日子,他和妻子玛丽·威尔许经过圣米榭勒大道。他在对街往卢森堡公园的方向走,穿着破旧的牛仔裤、格子衬衫,戴一顶棒球帽。惟一看起来跟他不搭调的是一副小圆金属框眼镜,仿佛很年轻就当上祖父似的。他已经59岁了,体格壮硕,想不看见都不行,他无疑想表现出粗犷的味道,可惜没有给人这种感觉,他的臀部很窄,粗糙的伐木靴上方是一双略显瘦削的腿。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出来的大批学子当中,他显得生气蓬勃,想不到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要是人家对一个演员讲,他在各部影片里都演得一模一样,这很难说是恭维。可爸爸发誓说,古柏对话语中这种微妙的差别一向辨别不出来。我想未必见得。否则为什么爸爸尽管很喜欢谈关于这个老太婆的故事,可是只要古柏在场,就绝口不提这事呢。

对技巧的自觉无疑是海明威无法以长篇小说著称,而以较工整的短篇小说扬名立万的理由。谈到《丧钟为谁而鸣》,他说并没预先计划好故事架构,而是每天边写边想。这用不着他说,看也看得出来。对比之下,他那些即兴创作的短篇小说却无懈可击。就像某个5月天因为暴风雪,使得圣伊西德罗庆典的斗牛表演被迫取消,那天下午他在马德里的自助式公寓写了三个短篇小说,据他自己跟乔治·普林顿说,这三篇分别是《杀人者》、《十个印第安人》和《今天是星期五》,全都非常严谨。照这样说来,我个人觉得他的功力最施展不开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雨中的猫》。

后来,犹如小阳春一样,他的天才又回来了,从而孕育出了一部杰作,规模虽然不大(因为短暂的小阳春天气来不及产生大规模的作品),却充满了爱、洞察力和真理。但随后就是——而且永远是——漫长的秋天和严寒的冬天了。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至今不能忘怀的那个人是个善良、纯朴和胸襟开阔的人……我们总是叫他爸爸,这倒并不是怕他,而是因为爱他。我所了解的那个人是个真正的人……

虽然这对他的命运似乎是一大嘲讽,我倒觉得他最迷人最人性的作品就是他最不成功的长篇小说:《过河入林》。就像他本人透露的,这原本是一篇短篇小说,不料误打误撞成了长篇小说,很难理解以他如此卓越的技巧,会出现这么多结构上的缺失和方法上的错误,极不自然,甚至矫揉造作的对话,竟然出自文学史上的巨匠之一。此书在1950年出版,遭到严厉批评,但这些书评是错误的。海明威深感伤痛,从哈瓦那发了一封措词激烈的电报来为自己辩护,像他这种地位的作家,这么做似乎有损颜面。这不只是他最好的作品,也是最具个人色彩的长篇小说。他在某一秋天的黎明写下此书,对过往那些一去不回的岁月带着强烈的怀念,也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没几年好活了。他过去的作品尽管美丽而温柔,却没有注入多少个人色彩,或清晰传达他作品和人生最根本的情怀:胜利之无用。书中主角的死亡表面上平静而自然,其实变相预示了海明威后来以自杀终结自己的一生。

然而,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可以通过分析海明威的全部作品来求得答案。但归根结蒂,有个最简单的答案,海明威笔下的主人翁就是海明威本人,或者说是他身上最好的东西。然而要过海明威那样的引人入胜的生活方式,就要在最困苦的情况下也能表现得轻松自如,高尚风雅,而同时又能赚钱养家活口,还必须有本事把这一切都写出来。而要进入这种美好生活的通行证是天才,天才是与生俱来的。此外,还要掌握写作技巧,这是可以学到手的。我决定当一个作家。今天我讲这话很容易,可当时却是极其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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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女演员能够使自己的影迷在一段时间内对她们神魂颠倒。但是褒曼却可使这种神魂颠倒持久不衰。

好像总是这样,在一刹那间,我发现自己被分成了两个角色,而且在相互竞争。我不知道该上前去请他接受访问,还是过街去向他表达我对他无限的景仰。但不管怎么做对我来说都很不容易。当时我和现在一样,说得一口幼稚园英语,也不清楚他的斗牛士西班牙语说得怎么样。为了不要破坏这一刻,我两样都没做,只像人猿泰山那样用双手圈在嘴巴外面,向对街的人行道大喊:“大——大——大师!”海明威明白在众多学生中不会有第二个大师,就转过头来,举起手用卡斯蒂亚语像小孩子似地对我大叫:“再见,朋友!”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现在我懂得了,爸爸是指他写作起来已不如以前那么轻松自如。过去是一口喷水井,而现在却不得不用抽水机把水抽出来。他对语言的非凡的敏感并没有背弃他。而且,不消说他更富有经验,更明智了。然而他早先那种无所顾忌的态度却已丧失殆尽。世界已不再象流过净化器那样流过他的头脑,他如果在净化器里净化一番的话,他就更加是个真正的、优秀的人了。他已不再是诗人……他变成了一个匠人,埋怨自己的命运,叹息他的打算成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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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我的剽窃行为时,算我运气好,我没在他身旁,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个人问他,你儿子格雷戈里在写作吗?“是呀;”他马上得意地回答说,并粲然一笑,这是他那种职业性的笑容,总是能使人入迷。“格雷戈里算是开出了张支票,虽然他写得不怎么的。”不消说,大家对这件事嘲笑了一番。

几年前,我有缘坐上了卡斯特罗的车,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文学读者,我在座位上看到一本红皮小书。卡斯特罗告诉我:“这是我景仰的大师海明威。”真的,海明威在死后20年依然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就像那个早晨一样永恒不灭然而又昙花一现,那应该是个5月天,他隔着圣米榭勒大道对我说:“再见,朋友。”

我坐到桌子旁,拿着爸爸的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开始想呀,想呀。我望着窗外,听着鸟啼声,听着一只雌猫呜呜地叫着想和鸟作伴,听着铅笔机械地在纸上画着什么所发出的沙沙声。我把一只猫赶走了,但立刻又出现了另一只。

加西亚·马尔克斯 (1927-2014)

我满十八岁了,已中学毕业,我想考大学,我在反复思考我的前途……


“我的天啊,在基韦斯特,日子真是难过。”他接着说,“不少人把他们的作品寄给我,我只消看完第一页就可以断定:他没有想象力,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回信时,总是在每封信上讲明:要掌握写作的本事,而且还要写得好,那是一种很侥幸的机会,至于要才气卓约,就更象中头彩一样了,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交此好运,如果你生来缺乏这种才气,无论你对自己要求多么严,哪怕世界上的全部知识你都掌握,也帮不了你的忙。如果来信中提到什么‘大家讲,我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我却很想写作’这类话,那我就回答他:‘也许大家讲对了,您确实很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您还是忘掉想当个作家的念头吧,放弃这个念头会使您感到高兴的。’”

长年阅读一位作家的作品,对他又如此热爱,会让人分不清小说和现实。曾有许多日子,我在圣米榭勒广场的咖啡厅看上老久的书,觉得这里愉快、温暖、友善、适合写作,我总希望能再度发现那个漂亮清新,头发像乌鸦翅膀一样斜过脸庞的女孩,海明威用文笔中的那种无情的占有力量,为她写道:“你属于我,巴黎属于我。”他所描写的一切,他曾拥有的每一刻都永远属于他。每回经过欧德翁大道12号,就会看到他和西尔维亚·毕奇在一家现在早就变了样的书店聊天消磨时间,直到傍晚6点,詹姆斯·乔伊斯可能正好经过。在肯亚平原,才看了一次,那些水牛和狮子还有最秘密的打猎秘诀就归他所有了,斗牛士、拳击手、艺术家和枪手,一出现就纳入他的麾下。意大利、西班牙、古巴,大半个地球的地方,只要提过,就给他侵占了。哈瓦那附近的小村子寇吉马是《老人与海》那个孤独渔夫的家,村里有块纪念老渔夫英勇事迹的匾额,伴随着海明威的箔金半身像。费加德拉维吉亚是海明威在古巴的避难所,他死前没多久还在那儿住过,阴凉树下的房子还保持原状,里面有他各式各样的藏书、打猎的战利品、写作台、他巨大的肖像剪影,还有他周游列国收集来的小饰品,这些都是属于他的,但凡曾被他拥有的,就让他赋予了灵魂,在他死后,带着这种灵魂,单独活在世上。

我拿过爸爸的一只小型打字机来,他那时已不用这只打字机了。我慢慢地打出了一篇短篇小说,然后,拿给父亲看。爸爸戴上眼镜,看了起来,我在一旁等着,他看完后瞅了我一眼。“挺好,及格。比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写得强多了。只有一个地方,要是换了我的话,我是要改一改的”,接着他给我指出了需要修改的地方。那是写一只鸟从窝里摔了下来,突然,谢天谢地,它发现自己张开翅膀站着,没有在石头上摔得粉身碎骨。他讲:“你写的是:‘小鸟骤然间意想不到地明白了:它是可以飞的’。‘骤然间、意想不到’不如改成‘突然’的好,你应当力求不要写得啰里啰嗦,这会把情节的发展岔开去。”

1981年7月26日发表于《纽约时报》。

当然,我是有打算的,我在中学成绩不错,因此基本上可以考取任何一个大学……但是我最想当的是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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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应当获得这份奖金的是屠格涅夫,这是他的短篇小说,我不过是抄了一遍,仅仅把情节发生的地点和人物的名字改了改。我记得,我是从一本爸爸没来得及看完的书里抄下来的,我说他没看完是因为剩下好些书页还没有裁开……

海明威的作品全都显现了他如昙花一现般灿烂的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对技巧那种严格的掌控所建构出的内在张力,在长篇小说广泛而冒险的范围中无法维系下去。这是他出类拔萃的特质,也是他不该企图逾越的局限。就因为如此,海明威的余文赘语比其他作家的更显眼,他的小说就像是写过了头,比例不相称的短篇小说。对比之下,他的短篇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让你觉得少了什么,这也正是其神秘优美之所在。当代大作家博尔赫斯也有同样的局限,但他懂得不要贸然逾越。

我的问题使爸爸十分高兴,他给我开了一张必读书的书单。于是我开始了学习,爸爸建议我说:“好好看,深入到人物的性格和情节发展中去,此外,当然啰,看书也是一种享受。”

要是你们在我爸爸年轻时就认识了的话,不会不爱他,不会不钦佩他,可是等他到了老年,你们就只会难过地回忆起他的过去,或者只会可怜他,因为你们记得他年轻的时候是多么地美好!

这次到森瓦利来的还有英格丽·褒曼。我第一次看到褒曼是在一个星期天,她容光焕发,脸上简直射出光来。我曾经看过她的影片《间奏曲》。那次是特地为我父亲试映。她本人比在影片中要美丽得多。

秋天过去了,我必须回到基韦斯,回到温暖的地方,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学校去了……

他总是竭力要赢,输他是受不了的。他经常对我说:“孩子,成功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或者说:“你知道赌博的方法吗?要一刻不停地行动。”也许,他在才气已尽的情况下,懂得了赌博的方法,输赢全凭命运。

爸爸微微一笑,他好久没有对我这样笑过了。“你走运了,孩子,要写作就得专心致志地钻研,律己要严,要有想象力。你已经表明你是有想象力的。你已经做成功了一次,那你就再去做成功一千次吧,想象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离弃人的,甚至永远也不会离弃。”

古柏只是笑了笑,签好名后对她说:“谢谢您,太太。”

其中只有一个不长的时期是例外,那时有一位出生豪门的意大利少妇来访问爸爸在古巴的田庄,爸爸对她产生了柏拉图式的倾慕之情,于是创作的匣门重又打开了。在此期间,爸爸写完了《老人与海》,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海流中的岛屿》的第一、三两章,诺贝尔奖金基金委员会指出,他对人类的命运充满忧虑,对人充满同情,并认为这是“创作的发展”,这一切乃是他那种新的幻觉的结果。这种新的幻觉是:他意识到自己才气已尽,不知该怎样才能“在现实中”生活下去,因为他是知道其他许多几乎不具备天才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那年秋天,有许多人来同我们一起打猎。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加莱·古柏。我看过他拍的好多影片,他本人不怎么象他所扮演的那些角色。他极其英俊,为人温和可亲,彬彬有礼,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来就有的高尚气度。

“我早就想少写点东西了,现在对我来说写作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但是我如果能对你有所帮助,这对我来说就像自己写作一样幸福。让我们来庆祝一番吧。”

“主要的是,孩子,现在我能够指导你了,因为看来可能不会白费工夫。我可以毫不狂妄地说,这个行当我是了如指掌的。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找那种可以眼看自己日益衰老而无动于衷的职业的。但凡是具有他那样的才华,具有他那样的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深刻、丰富的想象力的人,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吧……

“爸爸,在你小时候,哪些书对你影响最大?”有一次在哈瓦那过暑假时我问他。

许多人都断言,跟古柏在一起很可能会感到枯燥乏味。我虽然还是个孩子,我可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也认为他是“跟所有的人一样”或者相貌虽然漂亮,但漂亮得很一般的一个来到好莱坞的“风度翩翩的先生”……

有天早晨,爸爸说:“好吧,现在你自己试着写写短篇小说看,当然啰,你别指望能写出一篇惊人的小说来。”

我记得,只有一回爸爸对我也这么满意。那是有一次我在射击比赛中同一个什么人分享冠军的时候。当我的短篇小说在学校的比赛中得到一等奖时,他深信,我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头面人物。

古柏用来复枪射击非常出色,跟我父亲射得一样好,甚至更好,但是当他手里握着一支普通的猎枪时,那种本来有利于射击的镇静和信心,反而使他成为一个动作迟钝的射手,爸爸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是个职业猎手的话,倒是出色的,但作为一个业余猎手,却是平凡的。的确,爸爸还有麻烦事,他的视力有问题,他要戴着眼镜才能看清野鸡,还需要花很长时间,结果本来轻而易举可射中目标却变得很困难了。这就象打垒球一样,站在场地最远的一个垒里,一球飞来,迟迟不接,最后只好在一个不可思议的跳跃中去接住球,而本来只要及时奔过去就可轻而易举地把球接住的。

可是,像他这样的人在《丧钟为谁为谁鸣》问世后,发觉自己才华每况愈下,就变得动辄发怒,无法自制,这是不是应当感到奇怪呢?如果一个人具有上述的种种品质,而且又善于把因为具备了这些品质才得以理解的东西描绘得栩栩如生,那是不可能表现出夸大狂的。但如果才气耗尽后,却完全有此可能。

我记得有一次打猎后我们决定去买些东西,进了一家商店,有一位老太太认出了古柏,要求他签名留念:“古柏先生,我是那样地喜欢您的影片,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您在所有影片里都是一模一样的。”

“你别妄想去分析他们的作品,你只要欣赏它们就是了,从中得到乐趣。”

在哈瓦那度过的那年夏天,我读完了爸爸喜欢的全部小说,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到《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有时,我也像爸爸一样,同时看两、三部小说。此后爸爸就要我阅读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和契可夫的作品。

“这类信我写过几百封,后来,我的回信越来越简略了。只说写作是件艰苦的事情,如果可能,还是别卷进去的好,也许人们会这样埋怨我:‘这样自以为了不起的狗娘养的,十之八九的我写的东西他连看也没看,他以为既然他会写作,那么写作这就件事就不是人人都干得了的了。’

每当吃午饭的时候,菜都是用我们猎获的野鸡做的。爸爸总是同古柏久久地交谈,不过基本上都是闲聊,谈谈打猎和好莱坞什么的。虽然从气质上来说,他们两人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是亲密得融洽无间,他们两人从相互交往中都得到了真正的欢乐,这从他们谈话时的声调、眼神,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周围只有妻子儿女,并无一个需要使之留下强烈印象的人,——这倒是很好的。本来用不着讲这些,但要知道他们俩都是大人物,已习惯于出人头地,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他们俩都是时代的英雄和崇拜的偶像。他们彼此从未竞争过,也没有必要竞争。两人那时都已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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